WhooL !

这几天心神不定，今天终于出昏招了，2.01卖了joez，0.6进了gfk，终盘亏了14个点，一夜回到解放前。挺惨的。
有些熬不住了

前些日子被问是不是有想起来嘴角微笑的人，想了下，发现没有，悲哀。
做人挺失败的

国内第二只结构分级基金产品将推出 长盛同庆背后的“中国式分级”
国内首只可分离交易型基金——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型基金已经获批，这是国内继瑞福分级基金后的第二只结构分级基金产品。该基金最大的特点是，投资者认购的基金在基金合同生效后将自动分成两类份额。一类份额在三年封闭期内具有相对稳定的收益，另一类份额在三年封闭期内享有杠杆收益，并同时承担相应风险。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意味着国内基金业并没有因为海外结构化产品出了问题而因噎废食，仍然在尝试与国际成熟市场接轨；另一方面，中国国情也是国内产品创新时更多考虑的重要因素和指导方向。今后伴随着我国金融工具的不断诞生，基于衍生品投资的结构化杠杆产品将越来越多。
针对同一持有人的分级
国内首只结构化产品——瑞福分级产品刚刚推出时就在国内引起不小轰动，其最大卖点就是引入了“优先份额”和“普通份额”的概念，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分别认购瑞福优先和瑞福进取两个产品，二者享受不同的收益和风险，从而实现杠杆性。
然而，虽然都是结构分级基金产品，长盛同庆的特点在于是针对同一投资者进行的结构分级。举例说，某投资者认购了1万份长盛同庆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这 1万份将按照4：6的比例分离成同庆A和同庆B。同庆A可以优先获得分配本金及约定收益，风险较低且收益较为稳定；同庆B则放弃了优先权，享有除去分配同庆A的本金及约定收益后的部分，即借助杠杆效应获得更高的效益，经过测算，这种杠杆效应在1.67倍，略低于瑞福分级产品的杠杆效应。
在部分基金研究人士看来，这种结构分级产品有些不同于国际上通行的结构分级，国际上倾向针对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人进行结构分级，比如瑞福分级产品就是这样一只标准的国际化产品。
“我们判断长盛同庆这种产品设计意在解决不同级别基金持有人之间的博弈问题。”多位业内人士认为，我国市场投资者普遍缺乏对结构性产品的认识，对风险与收益的认识也不足，不少人并不清楚自己适合什么样风险收益特征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结构分级标准，那么当牛市来临时，优先级持有人不满意——认为赚得太少；熊市中，进取级持有人也会不满意——认为亏得太多。面对这样的矛盾，长盛基金把选择权交还持有人，让他们自己在二级市场做决定。
研究人士给出了这样的建议：风险中性的长期投资者若参与认购，可长期同时持有长盛同庆A、B份额；低风险偏好的长期投资者若参与认购，上市后可卖出B份额，持有A份额；高风险偏好的长期投资者若参与认购，上市后可卖出A份额，长期持有B份额；而对于波段操作者而言，可以上涨之初买入B份额，下跌之初卖出，到期前3-9个月溢价规避。
同庆A收益更确定
长盛同庆的产品设计，着重体现了同庆A的稳健收益低风险特征，首先为其设计了5.6%的稳定年利率；其次提供了有限担保设定，即在三年封闭期末，长盛同庆的净资产优先分配给同庆A，若因投资亏损，同庆基金的净资产不能满足同庆A本金及约定收益时，则全部净资产均分配给同庆A，未能弥补的差额不进行弥补。进一步说，如果同庆基金净值亏损超过53.3%，同庆A的约定收益受到损失，如果同庆基金净值三年期末亏损超过60%，同庆A的本金才会受到损失。有券商测算，如果长盛同庆开始运作时的上证综指在1600-2400点附近，到期后同庆A无法获取年收益率5.6%的对应点位是435-653点，这种概率是极端低的。
研究人士认为，之所以对同庆A作如此稳健的设计，也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考虑。因为目前封闭式基金折价厉害，所以国内投资者普遍不能接受封闭期在15-20年的基金，现在创新封闭式基金的封闭期普遍较短，比如瑞福分级产品封闭期只有5年，而且其中的瑞福优先基金每年还会打开一次；长盛同庆的封闭期更只设计为三年。在这短短的数年里，如果出现像 2008年这样的熊市，很难指望基金业绩在短时间内迅速反转扭亏来弥补优先级产品的亏损，所以必须为同庆A的低风险投资者提供更加保险的设计。“国际上的结构化分级基金没必要考虑这些，是因为国际上结构分级产品的封闭期普遍较长，即使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亏损，还是有充足的时间来扭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孙小林
“中国不能照搬华尔街模式，否则在若干年后容易重蹈华尔街覆辙。”在整个对话中，陆红军一直强调上海金融中心建设要根据自身实际条件稳步推进。
陆红军是国际金融中心协会主席，亦是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国际金融中心协会是专门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服务的智囊组织，其顾问和成员主要包括政界人士和金融界知名专家学者。
陆红军及其同事见证了上海金融国际中心建设过程，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定位、金融中心突破口，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当前抓手，从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十一五规划到上海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法规(草案）修订工作，陆都参与其中。
4月29日，在上海“两个中心”具体建设方案公布之后，陆红军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就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突破路径和可能存在的挑战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21世纪》：上海和国外金融中心差距较大，但最大差距体现在哪个方面？
陆红军：最大的差距在于伦敦与纽约金融中心的形成都是英镑或美元主导全球货币体系的产物，当然这个取代的过程是非常复杂与长期的历史进程，而且这两个中心也是被全球投资者、从业人员及各国企业、民众所公认的。
目前上海还处于一个发展的进程之中，如果说有障碍，从技术上说，人民币尚未成为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从经济上看，我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尚未足以支撑一个全球级的国际金融中心，从理念上看，上海离被全球公认为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还有较长的一段距离，我想这就是目前上海与纽约、伦敦之间最大的三个差异。
金融中心建设有诸多突破口
《21世纪》：那在这种巨大差距下，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应该从何处寻找突破口？
陆红军：应该来说，在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资本没有完全开放的前提下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存在一些困难。
我认为，在下一步，外资企业在上海上市应是一个突破口，在中国全资的外资企业，可以通过股权调整等使其符合中国的法律，就可以在上海A股上市，现在我知道有很多外企已经考虑了4到5年要来上海上市。
因为作为一个金融中心一定要让全世界的大公司来这里上市，用人民币来上市，而这些公司赚的钱就在中国投。
上海方面正在研究这块，但究竟如何“先行先试”还要过一段时间。不过目前肯定的是先要从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做起，以后比较成功了就让全球其它公司来上海上市。
人民币交易结算这块也是上海的突破口，同样也是上海的特色。新加坡当年成为亚太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就是抓住了美元在亚洲的市场，当时香港要收税，新加坡说不要收税，所以新加坡就成为美元亚洲市场、亚洲金融中心。而人民币作为本币在中国，完全可以形成一个金融中心，上海要抓住这个机会。
总之，上海的人民币的清算、支付及其新产品研发交易中心要与航运中心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